几经改造，汉正街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商品市场。

筷子湖、筷子堤、筷子街——

工匠“拓展”了武昌城

站在汉阳门，临江大道阔且长，车水马龙。这里原是武昌城外的一片荒芜地，也是江西工匠们的聚集之所。

明代末年，为躲避长期的战乱和灾荒，江西吉水县一批制作筷子的工匠们，相约拖家带口，背井离乡，去寻找他们的栖息之地。最终，他们来到武昌城外，选择了依靠大江和湖泊的地方定居下来，重操旧业。当时的筷子以竹子作原料，制作工艺中有两道非常重要的工序：浸泡筷子和晾晒筷子。为了制作的需要，工匠们在一个小湖堤旁搭棚居住。这个无名小湖因为长年浸泡大量的筷子，被称为筷子湖，而晾晒筷子的堤防则被称为筷子堤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筷子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棚屋越来越多，渐渐形成一条街巷，遂被称为筷子街。

这里生产的筷子质量好，经久耐用，所以特别受消费者的欢迎。筷子生意最红火的时候，作坊达到100多家。每年从阴历八月十五起，筷子就开始俏销，订单似雪片般飞来，工匠们须忙过了小年，才有空走亲访友。有意思的是，筷子街的工匠们流行着不成文的规矩：手艺传媳妇，不传女儿。大概是因为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”的落后观念，匠人们害怕手艺外传，削弱了筷子街的名头吧。

民国以后，筷子街逐渐萧条冷落，但地名一直保留到解放后，后来随着临江大道的扩建而消失。所以，如今的汉阳门怎么也不会和筷子扯上关系了，可毕竟，这里曾是筷子工匠们的聚集之地。正是他们的勤劳，让这片原本一片荒芜的地方，成了工商业聚集之地。如此看来，说江西工匠们“拓展”了武昌城，似乎一点也不为过。

广利巷、太平路、歆生路——

地名演变再现江汉路沧桑

作为国内闻名的步行街，江汉路两旁店铺林立，以其大量独特的历史建筑，吸引着国内外大批的游人。可行走在江汉路，你是否想到，这条路曾先后有4个名称？这些地名带着一个个故事，讲述着江汉路的百年沧桑。

江汉路之夜

据《武汉地名志》记载，100多年前，这里还只是一小段狭窄的人行土路。先民们为这段土路起了个吉祥的名字——广利巷。公元1861年，英国在汉口强辟租界后，将广利巷拓宽，改建成了碎石路，长度从武汉关大楼至鄱阳街口。因这条路紧靠英国租界，人们取“对外忍让，唯求太平”的含义，改名“太平路”。

此时，鄱阳街口至解放大道一段，还是沙滩洼地。1906年起，武汉“地皮大王”刘歆生组织填土公司，取后湖之土填基垫高，在此建房筑路，始成街道。为迎合英殖民主义者的需要，刘歆生一边让基建路抬高地价，一边将花楼街口以北至中山大道地段，纳入英租界，以换取英帝国主义的庇护。为表彰刘歆生，英租界当局特呈准英皇，将这段新马路命名为“歆生路”。

1927年，太平路南端的武汉关前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“一·三惨案”。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随之而起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中国政府最终收回了英租界，并将太平路和歆生路合二为一，取其南端耸立的江汉关海关大楼特有建筑物为名，命名为江汉路，并沿用至今。

历史上，江汉路曾是华人与洋人的分界线。江汉路西面的花楼街、黄陂街以及毗邻的大兴路一带，是民族工商业者开设的店铺、作坊、前店后厂型的食品店等。而其临街则基本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、民族资本家开设的银行、公司和商店，加上江汉关轮渡码头迎送客源，营造了江汉路的商业氛围。

如今，江汉路上仍遗留有13栋近代优秀历史建筑。

从华景街到华清街——

近代武汉史的风情画卷

在江岸区三阳路和公安路之间，原是武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华清街。华清街早先并不叫华清街，叫华景街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原来，在汉口开埠以前，这里曾是黄陂、孝感两地农民进入汉口的必经之路。汉口开埠后，5国租界逐渐开辟，这条路毗邻德租界。1898年5月开始，德租界动了坏心思，想把这块地划入德租界。为了保护这块地盘，湖广总督派人在这里修了一条灰石马路，设立了警察分所。同时，由华商陈景堂出资，在马路北边建起成片房屋，形成街道。为了强调建立街道的目的，给街道命名时，便特别强调要带上一个“华”字，但出资修建这条街道的人也功不可没，便又从陈景堂的名字中取出一个“景”字，合二为一，定名华景街。

华景街并不宽大，长仅250多米，宽4米。由于最初的房屋多是板壁房，1916年7月30日这里发生火灾。火灾并不大，却给了德国当局一个很好的借口。德国驻汉领事借保安全为由，向湖北督军王占元提出照会，要求将华景街划入德租界，并要求在这一带设立巡捕，维持治安。消息传出，舆论哗然。华景街1300多人联名上书，要求收回主权。

在民众压力下，大总统黎元洪要王占元保住华景街。经过多次交锋，德国领事被迫同意华景街之事缓议。1917年3月14日，随着中国和德国宣布断绝外交关系，德国租界被正式收回，那些曾企图把华景街划入德租界的德国人，不得不在48小时内离开汉口。

后来，华景街改名为华清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是因为韩永清取代了陈景堂。韩永清是民国时期商界中的传奇人物。他家境很贫寒，父亲很早就去世了，他是靠母亲出苦力养大的。在贫困中成长的韩永清非常用心读书，尤其对英语感兴趣。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，他边读书，边打工，为自己的未来做着积极的准备。他的机遇来自张之洞。韩永清19岁时，在一次商务活动中，被张之洞相中，推荐到巡警道署做翻译。他和外商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，不久就被同乡杨坤山推荐到英商和记洋行，被任命为长沙收购庄经理。

从此，他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，并逐渐成为国内颇有实力的实业家。1919年，在汉口的实业界人士中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景堂命中家要败，赌博输了一条街。”陈景堂输掉的就是华景街，而赢得这条街的正是从南京回到武汉的韩永清。韩永清在这里修建了武汉第一家菜市场，形成了汉口颇有名气的副食品商业市场。这时，一些人为讨好韩永清，便提议将华景街改名为华清街，这个市场也就此被称为华清市场。

华清街是汉口近代史的一个见证，曾见证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之举，也见证了一代商业奇才对城市建设的贡献。遗憾的是，2005年，华清街因为旧城改造被拆除。

修建袁公堤顺便修石桥

告诉你硚口的前世今生

现在，人们提到硚口，都觉得“硚”这个字很别扭，为什么不是“桥”呢？这要从早就消失的袁公堤说起。原来，硚口依汉水兴起，地域内多河流滩涂。河流多了，桥梁就多，就要修堤。最早修的堤是明代崇祯八年（公元1635年）修的袁公堤。取名袁公堤，是因为此堤是当年的汉阳通判袁焻主持修建的。在修建该堤时，还顺便在玉带河和汉水之间修了一座石桥。如果把玉带河上的37座老桥排个序，这座石桥是第一座。随后，在清同治三年（公元1864年），人们在挖土修筑城堡后，又在城堡外的护城河上修了一座桥，这也是一座石桥。

我们知道，硚口历来多桥，而最先修建的两座竟是石桥，是用石头砌成的，因此这里就成了“硚口”，沿用至今。据悉，在国内，用“硚”作地名的，除硚口外，只有四川自贡的“硚头”。因此，硚口在国内算是特有地名。

袁公堤位于哪里？就是现在的长堤街。当年，袁焻主持修筑袁公堤，是非常有眼光的。该堤上起硚口，环绕镇北，呈半月形，东至堤口，直抵大江之滨，长约5公里。别看堤不长，在当时的作用却很大，堤外是湖汊，镇南滨临汉水，地当汉江之冲，沿河一带，回曲成港，非常有利于泊船，因此码头遍布，商贾云集。当年取土筑堤时，环绕堤北掘土成沟，沟宽两丈，西起硚口，连通汉水，东经江汉区近江地带，通往长江，以其回曲襟带市镇，取名为玉带河。后来，玉带河上修桥30多座，渐渐成了居民聚集之地，硚口雏形初见规模。

在硚口的历史上，还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提，那就是公元1864年，环汉口市镇西北，修筑了半月形的城堡，城外开挖护城河，城堡则可代堤防，玉带河也因此逐渐消失。长堤内外却从此人烟稠密，成为街市。由此看来，硚口能成为今天的滨水商贸强区，袁公堤可谓功不可没。

双街、来福巷、跨鹤街、米市巷……

消失巷道记述曾经的繁华

如今的汉阳南岸嘴绿树成荫，风景秀丽。上了年纪的老武汉人都会记起，当年的南岸嘴巷道交错，民居成片，热闹非凡。

提起南岸嘴昔日的繁华，不得不提高公街。从铁门关向汉水走，便是高公街。这里曾是密集的居民区，有大庆街（洋油街）、老街、双街、来福巷、跨鹤街、米市巷、码头巷、渣砖巷、天符巷、品字巷、弹夹巷、打扣巷、南岸嘴等，居民们多以卖鱼为生，加上南来北往的客商，好不繁荣。

在这些巷道中，双街又最为繁华。双街西起米行巷，东至南岸嘴，长不足400米，宽不过两丈。清代以来，如果从汉阳到汉口的集家嘴、四官殿，双街下的渡口，绝对称得上是要津。于是，这里店铺毗连，短短的街道上，天天是人挤人，人挨人；岸边，有篷的货驳，无篷划子，天天是船挤船，船挨船。这样一来，这里就给人以街中套街、街中有街的感觉，因此才有了“双街”之名。

然而，双街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，得此地利而兴，也因此地势而衰。奔腾的汉水日夜不息地冲刷着河岸，剥蚀着双街，导致河岸逐年崩塌。于是，民国以后，商铺别迁，商市冷落，街面日渐萧条，至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此处已经只剩民居。

跨鹤街则因神话传说而闻名。不远处的长江边，有“记载”大禹治水功绩的禹公矶。而禹公矶又被武汉人称为吕公矶。原来，相传唐代道人吕洞宾曾在此矶上吹箫。最后，吕洞宾得道成仙，驾鹤而去。因此，他驾鹤升仙的地方就成了跨鹤街。

如今，随着南岸嘴的改造和晴川桥的修建，高公街已化为乌有，只有彩虹飞架。桥下居民迁走，荒芜数年后，形成林木葱翠，升为“中国角”，成了武汉一景。

给武汉留下“城市的根”

“武汉的老地名已消失得太多了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忧虑。”采访中，武汉地方志专家董玉梅告诉记者。她说，老地名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，它承载着民风民情、历史掌故和地域特色等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因此，对于废除和改变武汉市的老地名，应该慎之又慎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汉正街

诚然，纵观武汉，很多地名刻印着先民开拓城市的历史进程，有的地名还与历史人物和事件息息相关。从某一角度说，一部城市地名的演变史，也就是一部城市的发展史。试想，当老地名在我们的城市完全消失，将来，我们的后代又如何去评判自己的家乡？

然而，这些年来，随着旧城区改造的加速推进，大量的老地名不见踪影，如汉阳高公街、汉口汉正街里面的许多商业街都没有了。许多老街名也随着街衢巷陌的消失而消失。在城市的建设中，人们希望能够有意识地保护原来的地名。但存方寸地（名），留给子孙识。老地名作为先民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城市的宝贵财富，值得全社会珍惜与传承。

一个地名，就是一段历史碎片；一个地名，就是一幅风情画卷。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，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，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。今天，我们寻访武汉地名的故事，就仿佛在还原武汉千百年来的历史风情。

　　弹夹巷、鲍家巷、南岸嘴、集家嘴……

　　嘉靖皇帝过汉“路线图”

　　站在汉口集家嘴，这边是汉正街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那边是汉水奔腾，汽笛声声，一派繁荣景象。而对岸的南岸嘴，则一桥飞架，树绿花红，俨然成为景色秀丽的“中国角”。谁会想到，恬静的“中国角”，曾经也像对岸那般繁华，而有一个人，则把两岸地名和一件历史大事联系在了一起。

　　公元1521年，阳春三月，人们正流连于春光的明媚。几匹快马卷着黄尘，带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千里跋涉而来。原来，明武宗朱厚照驾崩，他不仅没有儿子，也没有直系兄弟，符合继位条件的，只有远在湖北钟祥的一个堂第，这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。

　　“新皇帝进京登基要过汉阳了。”消息传来，百官不敢懈怠。为了接驾，汉阳府的高级官员们肃立在汉水两岸的渡口边，稍远处，则聚集着部分中低级官员，他们承担着报驾的任务。百姓们则聚集在新皇帝车驾的必经之路上，欲争睹龙颜，是为探驾。

　　后来，官员接驾的地方就被称为“接驾嘴”和“南岸接驾嘴”，报驾的地方被称为报驾巷，百姓探驾的地方则被称为探驾巷。再后来，随着历史的变迁，这些地名因谐音被分别误传为集家嘴、南岸嘴、鲍家巷、弹夹巷，并沿用至今。

　　再说皇帝来汉。朱厚熜乘坐龙舟沿汉江而行，沿途所见所闻，令他深深体会到了皇帝的威风。然而，离登基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他无心应酬，匆匆登上车驾，继续北上。官员们送驾的地方，成了如今的宋家墩。

　　对武汉来说，嘉靖皇帝不过是个匆匆过客，却留下了一串地名，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。有人提出，嘉靖皇帝是从陆路途经襄阳北上登基的，根本没有途经武汉；有人则称经过武汉的，只是嘉靖皇帝的一个替身，他自己则是扮成囚徒，秘密入京。

　　对于这些争论，武汉地方志专家董玉梅有着自己的看法：“打开地图，把弹夹巷、鲍家巷、南岸嘴、集家嘴连接起来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，不就是嘉靖皇帝北上的路线图吗？”她认为，无论嘉靖皇帝本人是否真的到过武汉，但武汉的这些地名，却明确“记载”着他北上登基这一历史事件。而嘉靖皇帝，则以一名过客的身份，为武汉平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与底蕴。

　　“其实，武汉以历史事件命名的地名还有很多。”董玉梅告诉记者，比如说三国时期，蜀国和吴国就在武汉留下了大量的地名。但随着岁月的变迁，这些事件被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。江边洗马，青龙伏虎，斫地为泉——

　　神话传说留下一串地名

　　武汉的很多地名，都留下了久传不息的美丽传说。这些传说，有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，加以延伸渲染；有的以神话为蓝本，代代相传；更有的则仅仅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颂扬。“这也是武汉老地名生成的一大特色。”董玉梅说。

　　在这些美丽的传说中，尤以历史人物为最。三国时期，刘备、孙权、关羽、鲁肃、赵云、刘琦、黄盖、丁奉等人，都曾为武汉留下了独特的地名，而关羽一人则更是留下了多达4个地名。

　　在汉阳龟山脚下，有一个响当当的地方——洗马长街。它为什么叫洗马长街呢？这与关羽有关。相传关羽在大破于禁之后，曾站在长江边的禹功矶上，为自己的坐骑赤兔马洗澡。然而，我们翻阅历史书，就会发现不对头：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公元219年，关羽水淹于禁大军，地点在襄阳。这就是说，关羽在大败于禁后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禹功矶上洗马的。但这个传说还是被武汉居民认可，并逐渐沉淀到了地方文化之中。

　　如果说洗马长街毕竟还有历史事件做依托，那么武昌伏虎山和卓刀泉的传说，则无疑为关羽的形象加上了神话的色彩。相传在赤壁大战前，关羽奉诸葛亮之命，率兵马途经此地。正值盛夏，士兵们酷暑难熬，关羽便派人四处寻找水源，均无所获。这时，一名老者告诉关羽：“这里原是水丰林茂之地，后来出了个老虎精，把湖湾水源全给糟蹋了。”话刚出口，一阵狂风起处，一只金睛白额老虎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。关羽见状，随手祭起那把青龙偃月刀。大刀化为一条青龙，呼啸着迎虎而上，瞬间飞沙走石，龙虎斗得天昏地暗。青龙越斗越勇，猛虎一阵惨叫，趴在地上化成一座石头山，而青龙又还原成大刀回到关羽手中。

　　随后，关羽以刀斫地，仰天大笑。就在他的大刀斫地之处，居然冒出涓涓清泉。将士们痛饮解渴，士气大振。临行前，关羽用刀蘸上泉水浇洒石头山，山上立即绿树丛生。后来，人们便把这处清泉取名为卓刀泉，把白虎精化成的山叫作伏虎山。

　　在汉口，还有一个地名与关羽有关，那就是如今的武胜路。相传这里曾有一座武圣庙，里面供奉着关羽和岳飞。古代，人们在参加武科考试前，都会来此庙拜祭。后来，庙消失了，可武圣路的地名却留了下来，并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武胜路。

　　“江西填湖广”的一部“活教材”——地名中挖出遗失多年的秘史

　　搜寻武汉地名，人们会发现，武汉有很多地名是以姓氏命名的，如王家湾、周家大湾、汪家墩、陈家墩、罗家墩、韩家墩、任家路、肖家墩、贺家墩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作为武汉地方志专家，董玉梅1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。

　　结果，还真让她发现了一个秘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从明初就开始了一场诡秘浩大的人口大迁移，到明末清初更达到高潮。“江西填湖广，湖广填四川。”就是这场人口大迁移最好的注解。近年来，四川各地都曾做过关于“湖广填四川”的数据统计，而“江西填湖广”的人口，都到了哪里呢？随着研究的深入，那些被正史遗忘且尘封多年的民族迁移史，竟从地名中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。

　　“汉口古田地区，这个曾经遍布荒湖和沼泽的地方，其实是数批不同姓氏的江西人共同开发出来的。”董说。古田地区的辛家地、江家墩、韩家墩、罗家墩等都是明末清初出现的江西老表的部落。其中，居住在韩家墩的韩氏家族，是清代初期迁居至此的。当时，江西省连年荒灾，民不聊生，韩氏家族被迫西迁，并最终落脚在此开垦荒地，繁衍生息。后来，张之洞修筑张公堤，圈出大片湖地，英、美商人在此设立香烟厂。为了生存，韩氏家族单一的务农方式自然解体，不少人开始进入工厂打工，有的则依附香烟厂，做起了小买卖，并最终将韩家墩一带变成了商铺林立的老商业区。

　　除了古田地区，在武昌的临江大道，洪山的九峰乡、青菱乡，汉口的东西湖等地，都聚集着江西人的后裔。从整个地形分布来看，“江西填湖广”的江西先民们，大多居住在武汉边缘地区，他们为武汉的地域扩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进作用。

　　为何多湾、多嘴、多墩、多桥？

　　地名再现“百湖之市”壮景

　　除了姓氏地名多，武汉地名还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多湾、多嘴、多墩、多桥。譬如周家大湾、集家嘴、韩家墩、积玉桥、三眼桥、解放桥等等，不一而足。“把这些地名收集起来，标示在地图上，你会看到，武汉原来这么多湖泊，而这些地名，无一例外与湖泊、河流有关。”董玉梅说。

　　原来，湖北古有“千湖之省”之说，武汉则有“百湖之市”之说，众多的湖泊和河流，几乎曾占据了武汉整个地域。那时，人们大多是临湖而居，湖与湖有河流相连，陆地与陆地又有桥梁相连。所谓的湾，是指湖湾，就是在湖边有一个月牙形的湖岸，岸上住人，便以居民姓氏后加“湾”字取地名。所谓嘴，则是指湖边延伸至湖中的陆地，形状像嘴，取地名往往是在后面加一“嘴”字。而墩则是指距湖较远，地势较高的陆地，相比众多湖泊而言，它不正像一个高高的墩子吗？桥就更容易理解了，正因为湖泊河流众多，武汉的桥梁也“水涨船高”，附近居民往往会以桥名作为地名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武汉的湖泊大大减少，许多河流干涸了，有的则成了“地下河”，更多的桥梁也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渐渐淹没在岁月的洪流之中。

　　打铜街、五彩巷、破布街……

　　各行各业也可用作地名

　　在武汉的地名中，像打铜街、五彩巷、破布街、袜子街、剪子街这样以行业命名的，可谓比比皆是。也许，这也是武汉地名的一大特色吧。想想，在全国范围内，有如此之多行业地名的城市，恐怕数不出几个来。而要说起已经消失的地名，以行业命名的更多。

　　今天，走在打铜街，人们不禁会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：这里高楼林立、商铺遍街，可走完一条街，你也找不出几个铜匠来。为什么会叫打铜街呢？附近巷道里的老铜匠揭开了谜底。原来，上世纪20年代前，这里竟是铜器手工艺人的聚集之地，作坊遍布街道两侧，手工制作的铜器，如水壶、面盆、烟具、香炉、烛台等，更是随处可见。那时的手工艺品制作得精致美观，深受居民喜爱。武汉居民使用的铜器，几乎都是从这里流传出去的，有些铜器甚至还远销到我国的名山古刹。打铜街的名字就由此而来。

　　后来，随着机械工业的兴起，纸烟、瓷盆、白铁壶等相继出现，手工制作铜器因成本太高、价位降不下来而逐渐被居民摒弃，打铜街手工加工铜器的艺人也就慢慢减少了。

　　在汉正街有一条巷子，叫五彩巷。起初，记者还以为这是一个生产油漆的巷子，可实地探访后才发觉，那是大错特错了。据这里的老人讲，以前，这里是纸匠的聚集地，有扎纸人纸马的，有做纸花的，也有纯粹卖纸的，不一而足。这些匠人往往将做成的纸工艺品挂在门口，并涂上各种鲜艳的颜色，远远望去，五颜六色，煞是好看。五彩巷的名字就由此而来。

　　在汉口花桥一带，有一个破布街。顾名思义，这里的人们都以卖布为生。时至今日，布匹商铺仍是遍布巷道。走在巷子里，仿佛走进了布匹的世界。看来，以行业命名地名，是一个简洁而又直接的方法。

　　岳飞街、张自忠路、郝梦龄路、兰陵路……名人地名寄托怀念之情

　　地名如人名，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特色，而有这样的一些地名，它与地域特色可能毫无关系，却与历史名人息息相关。在武汉，这样的地名非常多见，如岳飞街、张自忠路、郝梦龄路、中山路等。

　　“其实，岳飞街与岳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董玉梅说。岳飞街位于江岸区车站路，原在法租界内。当时，法国将这条路命名为霞飞将军路。霞飞是法国征战亚非的著名将领。收回法租界后，因该地名带有殖民侵略的烙印，因此将其改为岳飞街。以岳飞街替代霞飞将军路，不仅仅是对岳飞的纪念，更因为他与武汉的密切渊源：岳飞生前曾驻防武汉，并在汉阳留下了诸如报国巷、冰塘角、催子湾这样的地名，死后被朝廷追封为鄂王。至今在武汉，还留有大量岳飞的历史遗迹。

　　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张自忠将军、郝梦龄军长、刘家祺师长先后殉职；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，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三烈士壮烈牺牲，为纪念这些英烈，就有了后来的张自忠路、郝梦龄路、刘家祺路和彭刘杨路。而武汉以古代名人、政治家命名的地名更多，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革，有的渐渐被改掉了。

　　一部大武汉的“活历史”

　　在寻访老武汉地名故事时，记者曾采访了80多岁的徐明庭先生。徐老一生研究武汉地方历史文献，被誉为武汉地方史志界的泰斗。许多地名的由来，在老人口中，都是一个个历史的碎片。仅江汉路、南京路的历史，老人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。

　　“我一直认为，把这些老地名的由来串起来，就是一部大武汉的千年史。”董玉梅这样告诉记者。的确，老人桥、盘龙城、却月城、鲁山城、集家嘴、岱家山、凤凰山……哪个地名不是一段历史的缩影？而那些湾、墩、桥等，则展示着武汉地理地貌的变迁；首义路、张自忠路、彭刘杨路，则记载着中国近代反帝反封的历史最强音；五彩巷、打铜街、快活岭、昙华林，又如实地反映着历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。

　　看着这些地名，仿佛又回到了历史的洪流，那人、那事、那物，竟是如此形象鲜明地浮现于眼前。只是，沧海桑田，斗转星移，历史如滚滚江水。而所有的一切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最终只衍变成简洁的地名，留存在人们永恒的记忆之中。